（通讯员：黄广飞）2月3日，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会长李敏兰、副会长邓红兵带领实务与督导中心主管康进和会员与登记中心主管黄广飞赴深圳看望慰问会员及社工，给辛勤耕耘了一年的单位会员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和深圳社工送去诚挚的新春问候。

联合会精心制作的贺卡载满了对深圳社工的新春问候与祝福。在不平凡的2015年里，广东乃至全国的社工都见证了深圳社工秉承专业价值、回应社会需求、发挥社工优势，在12·20光明滑坡灾后救助、百年一遇寒潮抗击、灾后社区重建等社会应急服务，以及常态化社区社会工作等服务中，前线与后方社工戮力同心，彰显出社工助人自助的专业风采，温暖了鹏城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在社会治理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李会长一行走访了壹家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部、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机构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部及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与目前仍然留深暂且未回家的广东省社工之星等社工们进行了亲切的攀谈。走访过程中，李敏兰会长一行一直在重点了解传统服务与社工专业服务的效果差别，关注社工在各个服务领域和服务项目中所具有的专业贡献。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会员、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深圳市政协委员、南山区人大代表孙亚华，华南农业大学2008届毕业生、壹家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许礼鹏，参与12·20灾后救助的壹家亲社工督导郑薇、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安宁等讲述的观点和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深深感受到，经过七八年的探索后，深圳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优秀的社工人才。

 

 

 

 

 

 

【延伸阅读】

一、深圳社工12·20灾后服务及抗击寒潮相关信息

1月31日，由深圳市民政局主办，深圳市社工协会统筹的“12.20光明滑坡灾害社区重建社工服务推进会”，在光明新区街道办举行。

据统计，灾后救援阶段，37家深圳市社工服务机构的300余名社工，累计参与服务3638人次，获得服务的受灾群众21141人次。灾害社工服务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物资2027件，共为受灾群众发放物资1944件。在此次服务中，深圳社工亮起了旗帜、确立了规矩、建立了机制、进入了队伍、提高了能力、塑造了形象。彰显了深圳社工服务领域的广度和深圳社工服务专业能力的高度。

1573份有效受灾群众信息登记表问卷分析显示，受访灾民中男性占69%，女性占31%，灾民大多数为广东户籍（19%）、湖南（17%）、广西（12%）、河南（9%）、四川（9%）、湖北（8%）；受灾群众的主要需求为安排返乡需求（28.48%）、工资结算需求（26.95%）、公司复工需求（14.3%）、解除封锁与继续工作需求（12.84%）和被封锁个人物品取用需求（11.12%）。详实的数据分析为社工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工作提供了指引。

12月30日，市社协与壹基金正式签订合作协议，获得壹基金14.7万元的资助，用于资助在灾害前线的社工开展服务，及为老人、儿童等服务对象提供“幸福包”和“温暖包”等安置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23日上午12点，至诚社工已有14支外展队伍、50名社工投入寒冬送温暖的活动之中。截至1月24日24:00，龙祥社工共出动10车辆（分别在上午、下午及晚上在外面寻找露宿者）、56名社工，8名热心居民及义工，共巡访20.5个小时，巡访露宿者120人次，为99名露宿者提供棉被60余床、衣服40余件、鞋子和袜子10余双，同时通过与露宿者的沟通，及在各方努力和支持下，社工协助3名露宿者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协助1名露宿者到医院接受治疗。（数据来源：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二、深圳市花果山社区探索的相关报道和研究

（一）新闻报道

《21世纪经济》2013年1月25日报道《孙亚华：政府购买服务对现行社区体制是冲击和颠覆》：

作为深圳市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试点，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其项目化运作、综合性服务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项目2008年4月启动，是深圳妇联设计、组织、指导开展的一项立足社区、以满足妇女儿童和家庭多元化需求为目标的社会公益项目。2011年，在项目基础上，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一社会组织成立，并通过专业社工机构运营这一服务品牌。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孙亚华向本报介绍，多年以来，该服务中心在深圳市福田、南山、龙岗成立多个试点，借鉴香港经验，以政府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引入香港社工督导，配备多名专业社工，建立了“社工+义工”的服务运作模式。

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试点，2011年8月1日，在花果山社区挂牌成立了阳光家庭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开始试运营，2012年4月1日正式运作。

“对现行社区体制是冲击和颠覆”

《21世纪》：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以及推进社区自治，你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孙亚华：最近跟有关部门交流较多，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引入社会组织来承接服务，这肯定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也是一项具革命性意义的举措。

过去政府定位是全能的，这就导致所有的工作往下压，社区工作站就处于最基层，压力特别大。虽然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很辛苦，但是老百姓并不说好。

如今服务中心承接政府服务，是要向居民负责的，因为我们能否留下来，源于居民的评估，而不是单由某个领导说了算。我们要努力“讨各方欢喜”，才能生存。

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未来，我希望做到更精，而不是更多。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在深圳有70多家。

设立社区工作站在深圳整个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点不容否定。但是，成立了社区工作站后，推动居委会社区自治的目的目前还未达到。而现在把社区工作站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可能会为推动社区自治做好基础。

现在社区自治方面，新疆克拉玛依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社区居委会的选举真正实现了公选，待遇也相对较高，且被选举的居委会成员全部是专职的。对克拉玛依的做法，民政部也比较肯定。

《21世纪》：花果山的改革对于全国而言有何革命性的地方呢？

孙亚华：首先，它对现行的社区体制是一种冲击和颠覆。因为欢迎花果山模式的是居民，而反对的则是体制内或者说体制边缘的人，比如说其它社区工作站，因为让他们有一种危机感。

其次，一直以来，特别是基层的一些工作，政府既当服务员、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工作没办法做好。交给社会组织，政府便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或仲裁者，来监督服务。

另外，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事实上，2011年8月，社区服务中心已经承接了工作站办证类的服务。在有些街道的行政服务中心或者大的社区工作站，单办证的工作人员就有十五六人，并且各部门分开办理，这样会导致人力成本高，工作不均衡。而如今在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在深圳率先开展起综合式窗口服务——一个窗口可以承办所有业务，这样效率提高很多。

目前，深圳市还有几个区已经在准备做类似的尝试，想在花果山的基础上再有创新。

社区治理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一是社区自治，居委会必须是真正的民选；其二就是去行政化，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黄立新只做了这一件事，就是把社区工作站这个行政末梢砍掉了，但是这两件事必须都要做。

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人员“双向选择”

《21世纪》：以南山区社区工作站为例，现有人员大概有四五千人，若是都取消社区工作站，这些工作人员会否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孙亚华：如果换做我，我会鼓励这些工作站全部撤掉，同时鼓励社区服务中心做大做强，让它有更多的能力去安置这四五千人。

目前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共有60多人，现阶段花果山社区是我主要项目之一。而此前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的11个工作人员秉着自愿的原则都转给我了。原先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可与社区服务中心“双向选择”。

实际上，之前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也在评估是否来我这边的社区服务中心，主要关心首先的是薪水：现在这边的工资会比他们原先高一点，本科生四千多，专科生三千二左右(包括个人购买社保的部分，如果加上单位为其购买的社保，实际工资要达到四千多)。单位替个人购买社保的这部分钱，不计入其收入，但是我们在核算人力成本的时候会计入人头费里。

二是如果不过来，街道办是否会安置。

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愿意转过来，认为无论是否有体制内的身份，但傍着政府就很安心。看似有很多人觉得能够和政府绑在一起有保障，或者身份地位比较高，但实际上未必。

“不擅长的业务不会接”

《21世纪》：社区服务中心设计的功能有哪些？

孙亚华：我们把原来的社区工作站一百多项业务经过梳理，把一些类似于执法类的业务(工作站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能)交回了街道。我们留下的大概15个大项目中，实际又涵盖了六七十项小的工作。像人口计划生育项目就包含数据、宣传、发放药具、入户排查等多个小项目。

另外，基于共识，我们服务中心接下了窗口服务。大运会期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来到花果山，针对老人或其他人群开展的常规性服务并没有引起关注，但是他对窗口服务非常赞扬，他表示政府有一些服务类的工作是可以交给社会组织来办，而且可能办得更好。

在深圳政府系统里，有很多窗口服务由拿着几千上万元工资的公务员在干，且工作效率不高，效果也不好。我认为办证服务是可以外包的，这并不存在很高的技术含量，政府只要把握住公章这一关键环节就可以了。

《21世纪》：社区里的安监和城管职能跟街道办有什么区别？像安监、城管等纯行政管理的工作，有多大可能从社区工作站上收而完全由街道办来做？

孙亚华：从执法和宣传保障的角度来讲，社区更多应该是在社区内部通过安全宣传灌输安全文明生活意识。而真正涉及执法类，政府公权力的行使，街道是不应该下放的。

严格意义上讲，街道办是最低层级的政府派出机构，最基层的行政体系，而社区是自治的，所以街道办不应该再往下压行政管理。

但事实情况是，有一级就往往要给自己建一个下级。

《21世纪》：你对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个NGO的定位是全能还是专业的？

孙亚华：我们不可能大包大揽，变成一个全能的机构，如果某个业务不是我们擅长做的，我们根本不会接，更不会去倒手。

 

《21世纪经济》2013年1月25日报道《让社区回归社会 深圳花果山社区自治试验进行中》：

1月中旬，深圳市“两会”召开期间，致公党深圳市委员会、民建深圳市委员会、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员会在提交的多份不同提案中，均指向深圳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而撤销社区工作站，落实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是众多委员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时间，“社区工作站”去留以及社区如何真正实现自治在深圳再次引发争议。

而上一次争议则源于2012年下半年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黄立新力推的一项改革——在深圳首吃螃蟹，“把花果山社区工作站转型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实际上，也就是“撤销”了招商街道的花果山社区工作站。

黄立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花果山社区的改革，核心在于去除了“社区工作站”层级，将社区工作站与居委会分离，让居委会回归群众自治组织的本色。而原社区工作站的大部分功能由进驻社区服务中心的社会机构承接，人员则部分分流至社区服务中心或其他社区。如此一来，社区服务等功能交由更加专业的社会机构提供，居委会则主要起到监督、协调等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为重点，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以取消社区工作站为契机，能否为政府权力主动退出社区，进而实现社区自治撕开一道口子？

社区自治“两步走”

“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社区自治，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从社区退出，让社会组织进入，让社区回归社会。”黄立新如此阐述他的改革之初意。

而实现社区自治，花果山社区2008年就开始尝试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为政府全面退出社区打好基础。

原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站长吴红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从2008年起，花果山社区就尝试引入深圳市妇联南山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采用引入专业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以妇女儿童和家庭为主体的服务。2011年8月1日，花果山社区挂牌成立了阳光家庭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开始试运营，2012年4月1日正式运作。

2012年，黄立新力推将“社区工作站转型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花果山社区吃“第一个螃蟹”，将工作站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既有的“社区工作站”不复存在。

“社区服务中心在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下，不断扩大职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承接社区工作站承担的辅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变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为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的政社互动、合作共治关系，实现中心的转型升级。”黄立新介绍。

实际上，这也这意味着深圳现有的“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社区工作站)的基层管理体制中，在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少了“社区工作站”这一层级。

试点刚出，争议四起。

支持者认为，这一改革有助于减少政府行政层级，让社区回归社会的我国社区自治社区综合体制改革。

而反对者则为是否意味着深圳全市都要撤销社区工作站而担忧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不是所有社区工作站的业务都适合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以至于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南山区乃至深圳市，对花果山社区“把社区工作站转型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改革试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不在少数，甚至有声音传出“这一改革不代表南山区委区政府的做法”。

“社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当年居站分设，将居委会的行政性工作剥离出来交由社区工作站承接，现在再将工作站整合到街道，就像当年行业协会改革，先将行业协会从各职能部门分离出来交给行业协会服务署，然后再将服务署并入民政局，这是分两步走的方案。”一位深圳市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者如此评价花果山社区撤销社区工作站这一改革。

深圳市一位关注社区建设的专家向本报表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以取消社区工作站为契机，通过政府权力主动退出社区，有望为深圳市社区自治撕开一道口子。

“明确街道办事处向社区服务中心运营机构购买服务的事项，对社区的评价变行政考核为社会评估，进一步厘清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三者的职能边界，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社区建设的强大合力。”黄立新介绍。

“通过改革和创新社区体制，推动社区治理从行政型向自治型角色的转变，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使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基层基础更加扎实，社区服务更加完善，社区管理更加有序，社区更加充满活力，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真正实现‘四位一体’基层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黄立新如此理解他主推的此项改革。

激活社区社会组织

在政府退出社区之后，社会组织能否承担社区工作站撤离后留下的重任？黄立新表示，在重塑社区居委会的同时，必须激活社区社会组织。

据黄立新介绍，花果山社区先后主导成立了“四海情”老年大学、科技协会、残疾人协会、文艺社团、狮子会服务队等18个社区社会组织，覆盖了辖区居民的三分之一，提高了居民的自组织和再组织比例。如四海情老年大学每年各类活动30余场，每场活动参加人数达千余人，丰富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在社区工作站撤销之后，原有社区工作站的多项工作被打包成15个服务项目，全部由社会组织承接。阳光家庭服务中心最后中标。

据本报了解，这15个服务项目包括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网格化排查和化解服务、社区网格化信息采集服务、社区网格化走访和帮扶服务、社区行政窗口服务等。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孙亚华介绍，去年招商街道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招募中标社会机构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负责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营，该服务中心进而承接了原花果山社区工作站大部分的功能，特别是服务功能。

孙亚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该服务中心借鉴香港经验，以政府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投标方式引进社工机构负责运营，引入香港社工督导，配备多名专业社工，建立“社工+义工”的服务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咨询、养老助残、个案服务等10多项专业化服务，构建起跨部门、综合性、专业化的非行政性社区服务新模式。

在深圳市南山区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特色服务区”、“综合服务区”和“窗口服务区”三个功能区。

“阳光家庭服务中心要接受居委会、业主、街道办的监督，服务自然要尽心尽力。再说，服务不好，下次就不能中标了，生存压力也迫使其使尽浑身解数服务好居民。”黄立新说，“每年投入到花果山社区的经费基本没变，服务质量大大提高。管的人少了，也有了选择权。小政府大社会已具备雏形。”

“我们把最好的场地资源留给居民，436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就是此前的社区工作站‘让’出来的。”黄立新说，花果山社区通过引入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起了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并配备了数名专业社工，而居委会只保留了3名工作人员。

“政府花费大约190万元将其‘外包’出去，既减少社区居委会干部的薪酬开支，又能提高社区效率。”据黄立新介绍，经双向选择，花果山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从原社区居委会聘用了6名工作人员，达到19名工作人员的规模，其中8人拥有社工资格。

“通过把窗口办事项目梳理、整合，打包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我们对派来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每个窗口不再‘各自为政’，窗口工作人员也成为熟悉各项业务的‘多面手’，实现办事窗口的‘一窗式’，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工作效率有效提高。”黄立新表示。

涉及政府行政管理类的物业能否交给社会组织，这也是花果山社区改革遭受“诟病”之处。对此，黄立新强调，涉及政府职能的纯行政管理类的业务不会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

“从梳理我们能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区服务，到费用的计算，再到方案的确定，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孙亚华也向本报表示，在承接社区工作方面，像计生的普查、排查和录入、城管等不能承接。

花果山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位社工表示，在某些政府职能中，该中心的工作性质在于辅助、协同政府进行工作。

强化居委会枢纽、议事、监督三项职能

在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进行的让社区回归社会由两轮驱动：一轮是去行政化，也就是让社区工作站淡出。另一轮就是让居委会重新焕发活力。

黄立新介绍，在重塑社区居委会方面，通过社区服务中心逐步承接社区工作站职能后，要弱化社区居委会直接提供服务的职能，强化其枢纽、议事、监督三项职能，特别是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监督。

吴红霞介绍，由于现任居委会曾经与社区工作站是一套人马，今年年底才能换届，因此从社区实际出发，根据社区服务中心与街道社管中心代表出资方(市区两级政府部门)签订的服务合同，目前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绩效评估由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新现代评估中心进行。其中居委会委员等骨干居民评分权重为20%，社区32个社会团体评分权重为20%，134个楼栋长评分权重为10%。居民评分总权重占50%，另外50%权重为根据抽样调查、档案检查等进行的社工服务专业性评估。

而就在去年12月24日进行的听证会现场，记者看到，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将2012年以来社区的服务项目以菜单形式罗列出来，并提交给居民代表。在听证会开始前，居民代表们通过小组讨论，对一年来该中心的工作开展情况、自己对其印象如何等进行陈述，然后就菜单中罗列的服务是否应该在明年继续开展进行选择。此外，对于中心还能开展什么活动、提供哪些服务，居民代表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按照政府采购公开招标信息进行投标，经专家评审、打分等环节后，作为排名第一的机构签订了协议，合同期一年。”孙亚华介绍，政府部门则根据服务情况分期拨款，签订协议后付项目合同款的50%；项目进行半年后，通过中期评估，付合同款30%至40%；项目合同期满后，进行评估并付尾款。

建议3年内全面撤销社区工作站

“到今年底，居委会换届后，花果山有望真正实现社区去行政化。”黄立新踌躇满志。

“改革后社区党委、居委会也应该有足够的待遇吸引人才。今年年底居委会换届，我们设想为居委会主任保留专职化的空间，同时明确社区党委书记实行专职化，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同时获得居民和党员的选票、成为社区书记兼主任更好。”黄立新表示，未来强化居委会民主自治，首先靠的是赋予居委会明确的权限和财政预算。

“居委会真正具有明确的预算和明确的权限，而不再依赖行政部门下拨经费，才能真正吸引社会精英人士参与进来，为社区居民义务服务。”黄立新表示，目前社区购买服务由街道、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三方签约，街道将经费先转给居委会，随后再由居委会向社会组织支付，将来有了定额预算，将由居委会自行决定预算如何使用，自行组织购买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

通过种种制度设计，黄立新力图构建一个包括社区党委、居委会、社区服务平台与多元活动平台在内的“两委两平台”的社区治理新架构。

事实上，黄立新推动的这一改革在2013年深圳“两会”期间得到了呼应。

民建深圳市委员会就提出，深圳市目前存在基层管理层级过多，出现“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格局；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疲于应付各种考核、检查、评比、创建等活动，行政成本大、效率低；社区工作站组织定位和人员编制问题突出，影响工作积极性；居委会“边缘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为此建议：缩短管理链条，调整和缩小街道办管辖范围，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做大、做强居委会，完善居民自治制度；完善业主自治，促进居委会与业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良性互动；尊重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经济的规律，使其经费与社区工作站、居委会脱钩。

致公党深圳市委也建议，政府可重新明确“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目标，在现阶段，重点推动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包括建议用3年时间全面撤销社区工作站，行政机构全面退出社区，还原居委会为纯粹的居民自治组织，全面落实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制度。同时建议深圳市人大应尽快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确立社区治理新体制。

据本报了解，致公党深圳市委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深圳市编办的回应。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亦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比如有政协委员就提出要把社区工作站固化下来，甚至让其变为事业单位。

 

 

《南方日报》2013年8月1日报道《群众服务需求倒逼南山探索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南山试水“社区行政服务”外包》：

社区尝试行政服务外包。此项目的重大意义在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不仅为社区提供基础的社区服务，还将包括社区的行政服务内容。在不增加编制、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社工机构、小区物业管理处等社会组织完成。

“构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突出居民自治的功能和作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社工组织协同和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机集合。”蛇口街道办的人员说，此模式开启了基层社会建设的新时代，在基层的政府行政服务职能中首次出现了“外包”。这是南山区适应基层发展需求探索出的社区服务新模式，与传统的社区工作站管理模式截然不同。
　　“创新主要体现在不另设社区工作站，减少了管理层级，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南山区社工委人员说。
　　对于社区比较敏感的“行政服务”，蛇口街道办全面梳理基层行政服务项目，制定行政服务社会化考核制度，将不涉及行政主体资格要求的156项社区行政服务项目交由社工机构、社会组织实施，而涉及行政主体资格要求的，如执法类等由街道承接。
　　此模式效果如何？在深圳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居民服务的大厅有三个非常人性化的圆形卡座，现场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办事的居民进行“一对一”的综合服务。家住周边的张大爷来到大厅办理老人优待证，他拿着准备好的材料，走到一名工作人员面前，递交了资料。工作人员简单说明流程后，让张大爷填写了一张表格，不到十几分钟，事情便办妥，引来张大爷一阵感慨：“这种做法比较好，不用来回跑几个窗口了，一个工作人员便能解决问题。”
　　此服务中心由蛇口街道办向深圳升阳升社工服务社购买服务，在中心工作的11名人员全部是专业的社工人员，均由升阳升派遣。服务中心主任唐虎介绍，服务中心以居民的需求为重点进行主动服务，为辖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与传统的社区工作站相比，办事效率得以大幅提高，社区工作站窗口复杂，如民政事务、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等工作人员只做权限内的事情。在人员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只需要11人，而传统的社区工作站一般有6—7个专职人员，还配有7名协管员以及社工机构配备的6名社工。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是在社区联合党委的监督和指导下开展社区服务和行政服务，并接受居民代表委员会的评价和考核，综合服务中心是社区行政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最重要执行者和提供者，是社区综合治理的基础力量。
　　此外，蛇口街道还在深圳湾打造电子政务平台，包括“深圳湾社区家园网”、“社区基础工作标准化体系”、“深圳湾综合数据库”、“深圳湾社区地理信息系统”四大体系。“各体系互联贯通、互为支撑，既可在网上实现与居民的信息交换和良性互动，又可综合利用各种信息数据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快捷的社区综合服务。”区社工委人员说。
　　不设工作站，建“两委两平台”。深圳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创举。不过在此之前，招商街道的花果山社区开始了构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
　　花果山社区是蛇口工业区较早的居民住宅区，小区居住人员多为改革开放之初来蛇口建设的人员，党员众多、退休干部多成为小区的最大特点。由此，招商街道在探索社区治理方面，摆脱社区工作站的限制，构建了“两委两平台”的管理模式，即在社区综合党委引领下，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监督由专业社会服务机构运营的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在硬件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重点完善社区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加大居委会对其的监督评估力度，如服务合同期满后，举行社区服务听证会以决定是否继续聘请该运营机构等，建立健全监督评议制度，根据居民需求提供特色服务。
　　今年招商街道继续探索“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家园网”两平台相互补充的社区服务模式，有效整合行政服务、公益服务、便民服务资源，完善运行机制，贴近实际需求，让广大居民享受到综合性、一站式的社区服务，突出社区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平台和家园网的参与互动平台作用。
　　记者从社工委了解到，从区层面来看，南山区将打造“一平台两中心”。“一平台”即“南山区四级联通的综合信息平台”；“两中心”即“南山区社会管理中心、南山区社会服务中心”，建设“南山区社会建设服务大厅”，打造全市最好的管理和服务平台。该大厅作为南山社会建设集成应用平台，包含区级社会建设“织网工程”管理系统、民生服务热线、社会建设决策分析等功能，通过科技信息化手段，集中实现对内资源整合、对外宣传推广、对上决策辅助、对下工作督导的功能。

（二）理论研究

尹阿雳：《双向嵌入：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逻辑 ——以深圳市“花果山模式”为例》，2014年华东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廖发兰：《深圳市花果山社区的社区建设研究》，2014年重庆大学硕士论文。

曹宇：《深圳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以H社区为例》，2014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陈为雷：《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项目运作机制、策略和逻辑——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社会学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3期。

唐德龙：《资源依赖、合作治理与公共服务递送——以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运作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